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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後拿掉名片頭銜與學歷，你還剩下什麼？美國各大學紛紛開設專門給退休人士的「安可計劃」。進入人生下半場，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布魯克斯給出哪些建議，助你重新探索自我？

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布魯克斯（David Brooks），在公共電視網等媒體擔任資深時事與政治評論員，並長期任教於耶魯大學。2023年秋天，他接下芝加哥大學一門特別課程。

這門課的學員都超過60歲，許多人曾是各界叱吒風雲的高階主管。他們為什麼在準備退休或退休後重回校園？為什麼美國頂尖學府，開始不約而同為這些「安可世代」增設這樣的學程？布魯克斯在《大西洋》分享他的觀察，以下為編譯摘要：

擔任聯邦檢察官多年的肯納（Anne Kenner），過去的工作是將黑幫份子與毒販繩之以法，這讓她覺得自己深具價值。然而，50多歲時，一些生命經歷讓她原本堅不可摧的生活走向失衡。

為了尋找喘息空間，肯納報名了史丹佛大學的「傑出職涯學院」。這個計劃專為5、60歲，即將從主要職涯退休的成年人設計，讓他們花一年的時間重塑自我。但她很快發現，這裡給的竟不是喘息空間，而是令人恐慌的「自由落體」。

在開學第一天，計劃創辦人告訴這群過去輝煌於科技業或金融界的學員，「丟掉履歷，那已經不再是你們了，對你們毫無幫助。」

這番話帶來巨大衝擊。有一天，肯納走進學習區，看到計劃中「最成功也最傲慢」的一位前CEO躺在地板上，正因為恐慌而過度換氣。這位65歲、事業極度成功的男人，因為抽離了生活重心，整個人陷入崩潰。

被工作狂心態綁架

在21世紀的今天，隨著人類壽命延長，我們正在見證一個全新生命階段的誕生。

如果你現在60歲，有極高的機率能活到90歲。這意味著在身心急劇衰退前，你還有長達20多年的「安可歲月」（Encore Years）。

對很多學員來說，這是令人期待的階段；但對習慣掌控一切的高階主管，過渡期卻無比崎嶇。

過去幾個月，我與一些即將邁入此階段的人交談。一位高階主管說，他一生中害怕兩件事：退休與死亡——而他更害怕退休。

對於受過良好教育、事業有成的中上階層來說，職業定義他們的身分。當你過去管理一個龐大的跨國組織，你以為自己有兩百個好朋友；但退休後，突然間只剩下5個人會回覆你的訊息。他們陷入了心理學家所謂的「發展危機」——要麼找到服務他人的新意義，要麼靈魂陷入停滯。

目前，史丹佛、哈佛與聖母大學擁有美國最成熟的此類「後職涯計劃」，其他學校的也正在如雨後春筍般湧現。我與妻子也將在芝加哥大學2023年秋天推出的「領導力與社會倡議」任教。

我對大學開設的這些「安可計劃」深感著迷，因為我希望它們能成為治療現代社會「工作主義」的解藥。現代社會將工作、職涯與成就置於一切之上，許多人甚至假設工作可以提供人類過去從宗教中獲得的一切：意義、社群、自我實現與崇高的使命感。

然而，正是這種對工作身分的過度依賴，使我們脫軌。當這些昔日的「宇宙主宰」離開辦公室，他們才發現，自己早已被工作狂心態綁架，變得高度目標導向，但在情感與精神上卻發育遲緩。

人生下半場的三個叩問

曾任跨國廣告公司執行長的吉安尼諾（Susan Gianinno）現在是哈佛大學「進階領導力倡議」校友會的共同主席。她觀察到，在高壓的工作中，生活全關乎努力，以及交出漂亮的財務數字，但當進入人生的下半場，那種心態就不再適用了。

要把績效主義價值觀從65歲高階主管身上敲掉並不容易。這些計劃透過三個根本問題，逼迫學員展開尋找自我的旅程。

第一個問題是：我是誰？透過寫回憶錄，甚至是訃聞，重新編織自己成長的故事。令人驚訝的是，多數高階主管發現自己對真實的自我，竟出奇地陌生。

第二個問題是：我真正想要什麼？年輕時我們追求地位與金錢等外在肯定，但在安可階段，必須轉向內在渴望。當課堂要求這群高成就者分享脆弱的內心時，許多人緊張得青筋浮現。因為要放下防備去承認遺失的夢想，使人恐懼，但這卻是找回自我的必經之路。

第三個問題是：我該做什麼？許多人原以為會繼續做與過去職涯相關的專案，但最後的選擇卻無限寬廣。因為在這裡，沒有人在乎你以前的頭銜。許多人最終非但不懷念光鮮亮麗的事業，反而感嘆，「我怎麼會在專業窠臼裡受困幾十年？我早就該這麼做了。」

然而，對於像我這樣仍處於全力拚搏事業的人來說，看著這些長者褪去工作主義的身分，聽起來相當刺耳。這是否意味著，我們現在就應該退出這場老鼠賽跑，把事業看得不那麼重？

這確實是我認識的許多年輕人得出的結論。他們看著老一輩狂熱的事業心，看到的是一種焦慮、筋疲力盡且極度空虛的生活處方。因此，社群媒體上開始流行「安靜離職」等風潮。

年輕世代認為，應該找一份能付帳單但不需要投入太多熱情的工作，放棄事業主義的折磨，把精力投入生活的日常樂趣中。

年輕人應拒絕「躺平」

但我認為這種「躺平」方法並不完全正確。如果你對工作只有半吊子的承諾，你就是在生命中極大的一塊時間裡安於平庸。而如果你決定將「享樂」置於首位，你將把日子花在消費隨機的體驗上，積累一系列無法加總成任何實質意義的短暫經歷。

報名參加史丹佛或哈佛「安可計劃」的這群長者，在晚年揭示了一個普遍真理：

當你全神貫注於某個有意義的專案時，當你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重要且美好的事情時，我們渴望感受那種存在的迫切感。

這些人生過渡計劃並不是要平息高階主管的野心，而是將野心「重新導向」某種慷慨的事物——無論是投入教育改革、協助解決無家者問題，或是純粹地開一家小麵包店、寫一齣舞台劇。

我們不該等到65歲，才去上課弄清楚自己是誰。這些計劃也不應該只為付得起高昂學費的富人而準備，它需要被普及。

人類對意義和成就感的渴望極度強烈。在一個充斥著工作主義卻極度缺乏目標的時代，或許這群在晚年跌撞中重塑自我的「安可世代」，正是為我們所有人指明未來道路的先行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