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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如果我在家跌倒了，誰會知道？」

這不是一句擔心，而是台灣正在快速擴大的制度漏洞。

台灣已正式步入超高齡社會。根據統計，近十年來，獨居老人宅數已從約26萬戶成長至超過54萬戶，幾乎翻倍。然而，在官方列冊關懷的名單中，卻僅有約5萬人——這之間超過60萬人的落差，不只是數字問題，而是制度尚未接住的現實。這些長輩，多數不是住在鄉間，而是生活在城市的一棟棟公寓大廈之中。當我們談「居住正義」，習慣聚焦在房價、供給與貸款。但對高齡者而言，更關鍵的問題其實是：當風險發生時，是否有人會發現？是否有機制可以介入？

遺憾的，現狀下答案往往是否定的。

風險不是看不見，而是沒有人可以出手

在多數社區裡，最早察覺異狀的，往往不是子女，也不是社工，而是大樓保全與總幹事。他們看得到：信箱是否堆滿郵件、外送是否久未領取、燈光是否異常、住戶是否多日未出現。換句話說，風險從來不是隱形的。

問題不是有沒有人，而是制度讓人不能出手。

現行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》只賦予管委會「管理物業」的角色，卻沒有任何「關照住民」的法源。當第一線人員試圖關心或通報時，往往因為隱私疑慮與權責不明而退縮。於是，一種荒謬卻日常的狀態出現了：人與人住在同一棟大樓裡，卻在制度設計下，被迫「老死不相往來」。

制度不是缺席，而是在製造風險

當法律只允許管理「物」，卻排除對「人」的關照時，風險就不再只是偶發，而是被制度默許、甚至間接製造的結果。這不是猜測，而是已有憑據的指控：審計部早已點名，衛福部獨居老人列冊數字與實際人口「存有相當落差」，卻多年未見改革。一邊是推估逾67萬的獨居長者，一邊是僅5萬人的列冊名單，這中間超過60萬人的空白，不是統計誤差，而是制度選擇性地不看見。我們並不缺乏善意，但缺乏一個讓善意可以被實踐的機制。當異狀出現時：誰可以合理介入？什麼情況可以通報？又如何在不侵犯隱私的前提下啟動關懷？如果這些問題沒有答案，那麼所有人都只能等到「出事之後」，才被允許行動。

修法方向：讓管委會成為「通報與引介的節點」

面對超高齡社會，啟動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》修法，已是補上制度缺口的關鍵一步。重點不在擴權，而在賦能，讓第一線「看見風險的人」，有機制可以行動：

• 第一，建立通報機制與免責基礎：當住戶長期失聯或出現明顯異狀時，管委會須依明確指引通報警政、社政或衛政單位，應有合理的隱私保護與免責規範。
• 第二，開放專業資源的引介功能：經區分所有權人同意，管委會可與相關照顧或醫療單位建立合作關係，作為入口，引入外部資源進入社區。
• 第三，將環境治理納入物業管理：通用、防跌設計、公共空間可近性與鄰里互動場域，不只是管理問題，而是降低風險的基本條件。

這些，都不是要讓管委會成為福利機構，而是讓它具備最基本的「守望能力」。

高齡社會，不是溫柔議題

過去我們習慣用「陪伴」與「孝道」來理解高齡議題，但它的本質，更接近風險治理與制度設計。當一個人獨自生活在都市中，他最大的風險，不是疾病，而是在關鍵時刻沒有被發現。因此，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要大家更有愛心，而是：制度是否允許那些看見風險的人，可以安心出手。

結語

讓管委會多一點職能，不是增加負擔，而是讓它從「管理空間」走向「守望生活」。我們終將老去，也可能在某個階段獨自生活。真正的安居，不只是擁有一間房子，而是在風險來臨時，有一套機制讓人被看見、被接住。否則，「老死不相往來」與「孤獨死」，就不只是個案，而會成為制度允許發生的日常——而我們每一個人，遲早都會是其中之一。

＊作者為台灣銀髮族會全國聯合會執行長。